企业家不可忽视的四大风险信号

我国一位知名的刑法学者在经历牢狱之灾后，感叹地说“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。”犯罪不是坏人才干的坏事，而是在特定的法律文化和司法体系中的评价。除了你想做并去做了的事，还有一些或近或远的外部因素，值得重视和警惕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可能被忽视的引发刑事法律风险的信号。

典型的如P2P，在运行之初，大部分P2P也想老老实实做好民间借贷，虽然确实存在自融、期限错配等不规范的地方，但是，只要不断有充足的资金、保持一定速度地涌入资金池，就有水源源不断地输出，投资者有钱拿就不会在乎钱是从哪里来，问题也就难以显现，这就是所谓的庞氏骗局。

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，老百姓手里的钱不多了，资金池中的水补给不足，或者补给的速度赶不上输出的速度，池水就会慢慢干涸，造成无法按时兑付利息。老百姓的投资无法达到预期的回报，就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，公安只能出手抓人，平息民愤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另一方面，经济下行，使得国家、企业和个人都处于缺钱的状态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和企业、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。在协商无果或民事诉讼执行无望的情况下，很多企业或个人以举报经济犯罪为切入口，借助公安的强权讨债，在中国是一个存续已久、整顿已久、收效不佳的问题。缺钱到一定程度时，就会为讨债不择手段，做犯罪处理就是最“有效”的手段，这就意味着债务人“被犯罪”的风险加大。

比如，反腐就是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，某个领导落马可能牵出一批企业家。以江苏省南京市委原副书记、原市长季建业为例，受其牵连的就有江苏上市公司金螳螂老板、苏州首富朱兴良、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等多名商人。掌权时一荣俱荣、落马时就会一损俱损。政商关系，始终是中国企业家的必修课。

经济犯罪绝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行政犯，也就是以违反行政法规为前提的犯罪。很多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，在进入刑事调查程序之前，都被行政机关调查或处罚过，只有严重的行政违法或不接受行政处罚的行为，才可能被行政机关移送公安机关或由公安机关直接做刑事案件处理。所以，妥善应对行政执法是十分重要的。

对于行为是否严重到要做犯罪处理的程度，除了常见的犯罪数额之外，其他的情节往往是主观判断，难免受执法者主观感受的影响，这也无可厚非，毕竟人是感性的。老话说：“不打笑面人”就是这个道理。2014年，快播公司因版权及涉黄问题多次遭遇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，但并未引起公司的重视，后深圳市公安局介入刑事调查，最终判处快播公司和创始人王欣构成非法传播淫秽物品罪。2018年年初，王欣出狱后二次创业，因版权问题涉及的2.6亿元罚单，在经历多次上诉败诉后，被维持原判，这可能意味着一代互联网明星企业快播公司退出历史的舞台。我们可以假设，如果快播公司能够更为主动、积极地配合行政调查和处罚，是不是不会是这样悲情的结局。

其实，只有刑事调查的目的是处罚，行政监管的目的是改正，如果企业积极配合改正，行政执法的目的达到了，就没有必要置企业于死地。所以，态度很可能决定事情向行政监管或者刑事调查的走向。认真、真诚地对待和处理相关行政调查，将问题消化在前面，就是控制后面更严重的风险。否则，被移送司法，就难有回天之力了。

老话说“和气生财”，“和气”的背后是对政府执法和社会、他人利益的尊重，只有尊重才能换到同等的理解和尊重，并赢得化解风险的空间和时间。

当然，最有效的避险措施是勤勉尽责，合规经营，自己经得起查才是硬道理。但是，在协商可以解决利益之争的情况下，于社会、公司、个人多方利益而言，都没有必要启动最后的手段—刑事举报。就此而言，如何强调合作者的德行和行为底线，都是不为过的。

中国有句古话“破财消灾”，因钱而起的矛盾，早期通过经济补偿大都能协商解决。如果闹到势不两立，鱼死网破的地步，不仅钱没了，人也可能进去了，这才是最大的损失。看似来无影的法律风险，背后大多有社会形势、利益攸关者的推动，企业家遇事应不忘履霜之戒！